戈尔巴乔夫逝世:被遗忘的后30年

和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6年多的高光时刻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最后30年是摇摆而黯淡的。他试图在俄罗斯政坛复出未果,从西方世界和本国收获的风评依然大相径庭,对自己半生功过的个人阐述也多次出现“变调”。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大的全球性政治变化的主要参与者,戈尔巴乔夫盖棺实难定论,围绕他的争论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1996年3月,告别政坛四载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经过一番不算深思熟虑的考量之后,宣布自己报名参加第二届俄联邦总统选举。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权在糟糕的经济形势和车臣战争失利的阴影下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第一轮民调中,这位戈尔巴乔夫曾经的政治对手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8%。呼声最高的人物是51岁的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直到几年前为止,他还只是苏共宣传部门一位默默无闻的中级干部,但弥漫在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愤怒情绪和对强大政权的追忆使这位复古主义者获得了远远超出个人才干的支持率。在那年2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欧美企业家和政客竞相对久加诺夫献上谄媚,他们急于知晓:如果这位愤怒的咆哮者在几个月后成为俄罗斯新领导人,自己在旧“铁幕”之后的经济和政治投资会不会瞬间化为乌有。“新俄罗斯”最声名在外的媒体大亨、“七寡头”之一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酒店的咖啡馆碰上了同为犹太人的美国对冲基金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后者一本正经地规劝这位比自己小15岁的晚辈:“兄弟,你的好日子已经过完了。”假如不想被清算,最好效仿索罗斯自己在1947年时的做法,直接逃之夭夭。

戈尔巴乔夫把这次竞选视为一场个人复仇。在他脑海中的那个平行世界里,正是以叶利钦为首的“野心家集团”以及久加诺夫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导致了苏联末期改革(Perestroika)的失败,继而迫使他本人以最屈辱的方式离开克里姆林宫。在某些方面,前总统自认为比他的两个竞争对手更有优势:他没有从俄罗斯经济转轨造成的混乱中谋取个人财富(尽管他的生活境况比普通人要优越得多),因之不像叶利钦和他的亲随们那般声名狼藉。他也不像久加诺夫一样过度依赖声嘶力竭的恫吓——从发迹之初起,亲近民众的作风和富于幽默感的个人魅力就是戈尔巴乔夫得以在政坛扶摇直上的重要武器。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有自己的铁杆拥趸:在报名参选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的竞选班子就征集到了140多万个公众签名,是所有候选人中速度最快的。前总统还没有被遗忘。

面对志在必得的久加诺夫和正在筹划绝地反击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自知没有太明显的优势。他的选战策略是组建“第”联盟——在4月初的参选演讲中,戈氏暗示自己在俄罗斯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和自由派经济学家格利高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中左翼的工人自治党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Svyatoslav Fyodorov)以及军人出身的平民主义者亚历山大·列别德(Alexander Lebed)有许多重合之处。亚夫林斯基是苏联解体前夕著名的“500天”市场转轨计划的起草者,费奥多罗夫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呼吁结束苏联的一党体制,列别德曾在“8·19”事件中拒绝执行“国家经济状态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并且已经和叶利钦决裂:三人都与戈尔巴乔夫有过来往。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如果自己能和这三位候选人组成联盟,拟订一项兼有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色彩以及民族主义气息的政纲,就能吸引到夹在叶利钦和久加诺夫之间的广大中间派选民。在6月16日的第一轮大选投票中,如果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处于僵持状态,“第”会有一定几率脱颖而出,届时他将以“造王者”的身份重新成为主角。

在年龄上,1996年时的戈尔巴乔夫刚满65岁,还处在大部分政治家的黄金时代。他和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属于同一辈人,同龄人在国际政坛的活跃及其收获的光环当然会刺激到苏联前总统不甘寂寞的内心。短短几年前,戈尔巴乔夫还在和里根、老布什、撒切尔夫人谈笑风生,享受整个世界的关注;他在1992年的美国和欧洲之行也充斥着鲜花、掌声。骄傲的戈尔巴乔夫无法容忍自己过早成为一名退休老者。

但他似乎忘记了两件事:就在他暂别政坛的几年间,老布什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履历更加丰富的西方政治家同样黯然离开了舞台。“冷战”时代的经验被证明已经无法满足正在踊跃投入全球化冒险的年轻一代的口味;而在转轨之后的东欧,前执政党领导人也缺乏通过选举再度掌权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尽管戈尔巴乔夫拥有超过40年的政治经验,但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公众选举:和改革时代一样,他走上的是一条自己所知甚少的道路。

对戈尔巴乔夫复出政坛一事,西方记者要比普通俄罗斯民众兴奋得多。尽管戈尔巴乔夫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2%,难以忘怀“老朋友”的编辑们还是急不可耐地把记者派了出去。现任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当时是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记者站的站长,她和戈尔巴乔夫夫妇一起挤在狭窄的航班经济舱里,从莫斯科飞往顿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做竞选演讲。弗里兰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Raisa Gorbacheva)保持了她一贯的浮夸作风,身着奶黄色套装,戴着名牌墨镜——不同于以往几任苏共领导人低调内敛的配偶,赖莎·戈尔巴乔娃以成为美国式的“”作为人生目标,行事高调,富有主见。但一般民众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只会记得,1984年12月,当生活物资包括食品短缺的阴影仍然徘徊在千万个苏联家庭上空时,随丈夫出访伦敦的赖莎却在哈罗德百货用东道主提供的美国运通金卡消费。关于赖莎频繁置喙丈夫的政治活动乃至主动插手苏共高层间关系的往事,俄罗斯民间流传着众多真假不一的传说,但戈尔巴乔夫夫妇对此置若罔闻。当几位同机的乘客认出这位前领导人并请求他签名时,弗里兰发现戈尔巴乔夫“高兴得像是中了六合彩”。

不过,重回聚光灯前的兴奋感只持续了短短一天。第二天,弗里兰察觉到所有本地媒体都从戈尔巴乔夫的竞选活动现场消失了。罗斯托夫大学临时取消了前总统与该校教师的见面会,因为俄联邦政府禁止总统候选人在学术机构进行“政治宣传”:这项法令并不适用于叶利钦本人。地方行政官员、报纸记者和电台通讯员对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视而不见,只有一家很小的私营广播电台派来了采访者。罗斯托夫市长被“巧合”地召往莫斯科开会;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抵达他担任过7年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Stavropol Krai)时,当地政府官员也不约而同地“出差”了。仅仅五六年前,这些官员还在趋之若鹜地争夺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机会,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被提拔到了登堂入室的位子,但他们现在选择了对自己的未来更有好处的做法。戈尔巴乔夫失望地告诉弗里兰:“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在这样一个时刻,不忠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我很清楚,在俄罗斯,失去权力意味着什么。我自己就亲历过这整个过程:登上权力巅峰时有多高贵,从巅峰跌落时被诅咒得就有多厉害。”

他其实并不完全清楚:反对他的不只是叶利钦及其追随者,还有在改革时代为他充当过马前卒的那些人。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彼得·阿文(Petr Aven)以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官员在苏联时代被称为“青年改革派”。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的庇护下,他们为苏联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制订过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最终在1992年之后的俄罗斯造成了一场大灾难,但“青年改革派”们却顺势攫取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回报。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他们正和“七寡头”结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叶利钦连任成功。

“青年改革派”和“七寡头”,这些人或者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青睐才得以跻身政治舞台,或者在“改革与新思维”造成的动荡期掘到了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但他们似乎并不感激那个创造了变化可能的人——戈尔巴乔夫的刚愎个性,他试图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营造平衡却又极为拙劣的权力斗争手腕,以及他那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已经令他和新贵阶层渐行渐远。1990年之后,“青年改革派”实际上逐步放弃了陷入困境的戈尔巴乔夫,转而在看似更加坚决的叶利钦身上下注。前总统过往的政治履历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负资产:对确保经济转轨的成果(尽管杂乱不堪)来说不够彻底,而那些刚刚在大动荡中失去了大半生积蓄和价值归属感的普通俄罗斯人对他的仇恨却在与日俱增。

戈尔巴乔夫臆想的“政治盟友”们同样对这份负资产唯恐避之而不及。无论是日里诺夫斯基、费奥多罗夫还是列别德都拒绝和他联手;戈尔巴乔夫在演讲中的某些措辞,更折射出了这位前最高领导人思绪的混乱和不合时宜。他依然沉浸在80年代的陈旧叙事中,极力辩解自己“一直试图拯救苏联”,这一点甚至触怒了曾经对他抱有好感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历史与现实、苏联人和“新俄罗斯人”的身份冲突、市场机制和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这些正严重困扰着许多俄罗斯人的概念,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同样是一片混沌。他似乎永远被困在了解体前夕幽暗不明的泥沼中。

不只是大人物们厌弃戈尔巴乔夫,在普通民众中,他受到的攻击甚至更加直接和露骨。在前总统度过少年时代的小镇克拉斯诺维申斯克(Krasnovishersk),农夫们气势汹汹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把权力还给那些人”,还以世故的口吻“教导”他说:“俄罗斯需要的是铁腕。”在罗斯托夫的高尔基公园,一位听众吆喝道:“当初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总统时,你就应该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在戈尔巴乔夫的出生地普利沃诺耶村(Privolnoye),一个23岁的年轻人瓦列里告诉弗里兰:“我们穷得想出去也出不去,留在这里又只能无所事事。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你说奔头在哪儿?”

而戈尔巴乔夫对此的反应,流露出了他内心中最矫情也最糟糕的个人特质。在克拉斯诺维申斯克,他对着批评者们大声嚷道:“要是你们想,那就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好了。反正耶稣被送去髑髅地的时候,人们也是这么骂他、要求把他钉死的。”自比殉道的耶稣基督,自恋自艾却又极度傲慢,这种表达在任何形式的选举中都只会是不折不扣的毒药。只有传记作者会对政治人物的心路历程感兴趣,普通选民要的是方案和实绩——在80年代中期是通过改革实现复兴经济的愿景,在1996年则是走出困境的计划。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既不清楚俄罗斯人关心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也没有任何能力给出哪怕是权宜性质的应对方案。在65岁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物了。

来自大城市和知识分子的声援没能挽救戈尔巴乔夫的竞选事业:当他前往边疆地区,带着和几年前毫无二致的笑容深入那些工厂和农庄时,得到的是压倒性的负面反响。在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Omsk),有人袭击了刚刚结束一场演讲的戈尔巴乔夫,甩了他一个耳光。在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的卫国战争纪念馆,戈尔巴乔夫夫妇献上的鲜花被丢还了回来,院墙外还出现了“圣地斯大林格勒没有叛徒的立足之地”的标语。就连赖莎·戈尔巴乔娃也不相信自己的丈夫还能东山再起:第一轮投票之前几个星期,莫斯科的二手服饰店主发现前正在兜售自己几年前的宴会礼服,她认为以后不再有穿上它们的机会了。戈尔巴乔夫在第一轮投票中最终只得到0.5%的有效选票,在11位候选人中排名第七。属于他的政治生涯过早但已经是永远地结束了。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的依然是叶利钦。

2022年8月30日,在身患“一种严重的长期疾病”(据国际文传电讯社和塔斯社报道)多年后,91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去世。复出政坛失败后,他又活了26年,但他的形象已经定格在了苏联解体的那一刻。

美国历史学家、阿默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曾经凭借他精雕细琢的赫鲁晓夫传记获得2004年普利策传记奖。2006年,他开始撰写一部新书《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时代》,为此广泛访谈了上世纪80年代苏联历史的核心亲历者,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以及他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英文口译员帕维尔·帕拉热琴科(Pavel Palazhchenko)等,用时11年写出了这本厚达880页的巨著。陶布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疑问:戈尔巴乔夫做出的那些影响重大而又毁誉参半的决定,都是他有意为之吗?

或许,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无法解答关于他的这个终极之谜。他曾经告诉陶布曼:“戈尔巴乔夫是个很难理解的人。”用的是类似罗马皇帝式的、倨傲的第三人称口吻。不过,作为时代的产物,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又有着一整代苏联政治精英的共同特征:成长于卫国战争胜利后的和平时代,从边疆的乡村进入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选择进入体制。这个被称为“60年代人”的群体既有旺盛的权力欲和理想主义气息,又受到苏联当时政治和社会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回应方式,也因此带有鲜明的内在矛盾色彩。陶布曼尖锐地指出,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7年推行的失败的经济振兴计划,和安德罗波夫时代半途而废的改革方案几乎毫无二致。当这种尝试失败之后,戈氏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抛出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新名词,从“改革”、“公开性”(Glasnost)到“市场”,并把这些概念和维持个人权力乃至谋求历史地位的隐秘诉求掺杂在一起。然而他对市场经济可以说知之甚少,同时还低估了被他亲手释放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威力。最终,他在焦头烂额中崩溃,选择了完全放弃。

这种极度自信与盲目乐观的结合,同样反映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活动中。早在1984年,撒切尔夫人就盛赞他属于“和西方政治家有着最多共同点的苏联高级领导人”,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的那种人。但戈尔巴乔夫显然高估了这种好感的实际价值——勃列日涅夫时代确立的“峰会外交”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6年多时间里被使用到了泛滥的程度。从1985年11月到1991年10月,美苏最高领导人累计会晤12次,平均不到6个月就有一次。在东欧已经开始出现政局动荡、波罗的海三国企图脱离联盟独立的关键节点上,戈尔巴乔夫依然在忙于出访国外,但这些峰会的实际效果却很可疑:切尔尼亚耶夫回忆,由于戈氏本人对军事科技问题的怠惰,以及对所谓“共同价值观”的迷信,苏联在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一直处于被动接招的境地。这显然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而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戈尔巴乔夫,同样选择了一种类似西方政客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参加1996年大选只是他彰显个人存在感的渠道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欧美媒体专访,二是出版书籍。弗里兰和《纽约客》杂志总编辑戴维·瑞姆尼克(David Remnick)只是他在英语传媒圈的若干位“老朋友”之二;从1992年开始,每逢苏联解体之日和“8·19”事件纪念日,戈尔巴乔夫都会雷打不动地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并就俄罗斯和东欧政治的最新发展发表一些内容往往前后不一的看法。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常驻莫斯科的欧美记者,并在关于俄罗斯-东欧问题的舆论场里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虽然不算很显赫的位置。戈尔巴乔夫还反反复复地发表不同形式的小册子和回忆录,数量超过了20种,尤其是在1999年赖莎因为白血病去世之后。在那些书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回顾乃至改写自己关于8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看法,并为自己当时的决定辩护。他甚至还发展了一项独一无二的副业,在各种形式的商业广告和电影中客串角色,扮演的是他自己——一个依然存活于世但已经成为历史化石的大人物。其中以1997年的“必胜客”比萨广告和2007年路易·威登的手提包广告最为著名。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一些观察家眼中,戈尔巴乔夫身上就表现出一种高度分裂的矛盾性:他越是在西方世界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悲剧英雄、殉道使徒,在俄罗斯就越是会被诅咒为叛徒、蠢材、伪君子。在他1992年那次著名的欧洲之行期间,德国政治人物和公众对他表现出了最热忱的欢迎;30年后的2022年8月30日,当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柏林的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集团总部大楼前(树立有“统一之父”纪念铜像群,其中有戈尔巴乔夫、科尔、里根等人的头像)出现了市民自发献上的玫瑰花。但这种真诚的感激之情,恰恰是出于误会——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第一版回忆录,还是切尔尼亚耶夫的追忆,都显示出这位在德国被亲切地昵称为“戈比”和“米沙”的大人物,在1989~1990年对两德统一进程并没有强烈的好恶倾向。他仅仅是顺从了惯性,并且误认为法国和英国会有更强的动力延宕统一进程的完成。而在波罗的海三国,对保全联盟的执念促使戈尔巴乔夫同意使用武力:他并非厌恶暴力。

这种政治家的权力意志,也反映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对待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的态度上。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变化,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纳扎尔巴耶夫的历史地位。而戈尔巴乔夫亲口承认,1990年苏联进行总统制改革时,精明强干的纳扎尔巴耶夫曾被推举为他的副手候选人。“8·19”事件前夕,戈尔巴乔夫还考虑任命纳扎尔巴耶夫为政府总理,但被后者婉拒。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vedev)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肯定地指出:真正令戈尔巴乔夫忌惮的是纳扎尔巴耶夫的果敢作风和强硬主见。一旦他被任命为副总统或者总理,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推行自己认为对苏联有利的政策路线,并且借助在民众中的声望,限制想法多变的总统继续插手经济和民族事务。为了避免大权旁落,戈尔巴乔夫显得矛盾,他曾拒绝这位能力出众的盟友,导致“联盟的解体和政变的发生变得不可逆转”。

退出政坛的戈尔巴乔夫,同样在尝试以各种方式和“新俄罗斯”的政局以及社会发生关联。他把昔日的幕僚和好友延揽到以自己命名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门下,试图作为一个政治咨询机构继续发挥影响。但在叶利钦时代,基金会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不过,由戈尔巴乔夫用自己的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奖金协助发起的独立媒体《新报》(Novaya Gazeta)和“莫斯科回声”(Echoof Moscow)广播电台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始终拥有较大影响力。2021年,《新报》总编辑、戈尔巴乔夫的多年好友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和一位菲律宾女记者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西方世界,戈尔巴乔夫依然享有盛誉——2011年3月30日,这位苏联前总统耗资5万美元的80周岁生日慈善晚宴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莎朗·斯通和凯文·史派西主持了这场长达4个半小时的活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阿诺德·施瓦辛格现身致辞——或许,演艺界人士会更容易或者说更愿意相信那个关于悲剧英雄的传奇故事。同一年,俄罗斯的一项独立民调显示,有76%的受访者对戈尔巴乔夫怀有敌意或者漠不关心。同一项调查还显示,有45%的受访者宁可回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属于苏联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过于极端的观点,建构的都是一个属于想象而非真实的戈尔巴乔夫的形象。他的前半生无疑属于苏联政治体制培养出的典型精英:敏锐,果敢,雄心勃勃。他在80年代中期巩固个人地位时表现出的雷厉风行,和他本人在晚年刻意塑造出的“不贪恋权位”的形象完全是两回事。但戈尔巴乔夫闯进了一个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空间,试图同时完成拆毁和建造两项工作;那些从混沌中被释放出来的古老诅咒,从新老民族主义、对秩序和威望的渴求到浪漫化的复古想象,使他本人和全体苏联公民都付出了沉重代价。20世纪后半叶最重大的地理政治变化之一以世人始料未及的方式发生,其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现实世界的走向。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曾经称赞普京“对俄罗斯秩序的恢复”,宣称2014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是“纠正了历史错误”,还在不同场合流露出对上世纪90年代“北约”持续东扩的懊恼。似乎自己当初完全是出于冒失,才点燃了那根引爆一切的导火索。

而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最后30年里所做的一切,从他对俄罗斯政府摇摆不定的评论,到他在传媒、文献乃至重大事件纪念日时不甘寂寞的登场,恰恰是最真实也最意味深长的。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认知者来说,真实发生的史实有时会和对这些史实的人为阐释具有不相上下的重要性。对那个已经被封印在1991年冬天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之后漫长的30年,从重登政坛、出版著作到化身为广告主角,都属于个人历史阐释学的复杂注脚。对关注并试图理解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人来说,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依然存在着无数盲点:或许,那也是他有意留下的。

(参考资料:《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著,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加]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刘卫、张春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Gorbachev: His Life and Times,by William Taubman,Simon & Schuster,2017等)

比殉道的耶稣基督,自恋自艾却又极度傲慢,这种表达在任何形式的选举中都只会是不折不扣的毒药。只有传记作者会对政治人物的心路历程感兴趣,普通选民要的是方案和实绩——在80年代中期是通过改革实现复兴经济的愿景,在1996年则是走出困境的计划。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既不清楚俄罗斯人关心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也没有任何能力给出哪怕是权宜性质的应对方案。在65岁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物了。

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彼得·阿文(Petr Aven)以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官员在苏联时代被称为“青年改革派”。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的庇护下,他们为苏联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制订过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最终在1992年之后的俄罗斯造成了一场大灾难,但“青年改革派”们却顺势攫取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回报。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他们正和“七寡头”结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叶利钦连任成功。

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彼得·阿文(Petr Aven)以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官员在苏联时代被称为“青年改革派”。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及其幕僚的庇护下,他们为苏联经济的市场化转轨制订过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最终在1992年之后的俄罗斯造成了一场大灾难,但“青年改革派”们却顺势攫取了丰厚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回报。为了保卫既得利益,他们正和“七寡头”结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叶利钦连任成功。